周一的早晨,陆晓南在医院的手术预案会上。
"患者是一个55岁的男性,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。现在需要进行一个肾脏移植手术,"一个年轻的主治医生在汇报病情,"供体的匹配度是92%。我们计划在下周进行手术。"
陆晓南看了一眼患者的各项数据。她的目光扫过血液指标、影像资料、心脏评估报告。她没有说话,但她的每一个眼神都像在进行某种深层的、超越数据的判断。
"等等,"她突然开口,"患者的心脏评估报告里,有一个很微妙的异常。在舒张压的变化上。"
"您是指?"年轻医生翻开了报告。
"在患者卧位和立位的血压变化中,舒张压下降了8个毫米汞柱。这提示他可能有某种潜在的自主神经病变,"陆晓南说,"这会影响手术后的血压管理。在移植手术的应激状态下,这可能是致命的。"
"那怎么办?"医生问。
"做一个更详细的心脏自主神经功能评估。如果确认有神经病变,我们需要调整麻醉方案和术后的药物管理,"陆晓南说,"或者,推迟手术,先进行神经保护治疗。"
年轻医生快速记录。他看着陆晓南的眼神里充满了崇拜。
会后,医院的副院长走向陆晓南。"陆医生,您能否考虑担任诊断科的主任?我们一直想邀请您参与管理工作,以便把您的诊断方法系统化、规范化,教给更多的医生。"
陆晓南摇了摇头。"我只想专注于临床和教学。管理工作不适合我。"
副院长有些遗憾地离开了。
但陆晓南知道真正的原因。一旦她成为主任,她就需要接受更多的审查、写更多的论文、参与更多的学术活动。她不能承受这个风险。她必须保持低调,保持在一个不会被深度挖掘的位置。
下午,她在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邮件——伦理委员会的正式通知。关于她的诊断方法的审查,日期定在了下周二。
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留了很久,才最终打开了这份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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