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天，陆瑜城来了我的办公室。
他敲了门，但没等我回应就直接走了进来。这是他的习惯，即便我们已经离婚了。
"林谨心，"他说，用的是那种职业化的语气，就像我们从未真正认识过，"我需要你处理一个案件。"
我抬起头。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
"这是什么？" 我问。
"一个客户要求你代理，"他说，"但这个案件有些特殊。"
他把文件放在我的桌子上。我打开它。
这是一份调查报告，关于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案。客户是公司的内部举报人——一个在人力资源部工作的女性。她想要曝光公司高管的违法行为，但她也很害怕。害怕失去工作，害怕被报复。
这本应是一个我喜欢接的案件。我从来都被那些被欺负、被冤枉的人吸引。但我抬起头看陆瑜城时，他的表情很奇怪。
"问题是什么？"我问。
"没有问题，"他说，"只是这个案件需要很多... 灵活处理。"
"灵活处理是什么意思？"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"意思是，她需要你找到某些方式，让公司的某些高管不会真正被指控。同时也要让她获得赔偿，并且保证她能够继续在这家公司工作。"
我感到一阵冷意爬过我的脊椎。
"你在要求我做什么？" 我缓缓地说。
"我在说，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，"他的声音变得冷硬，"我们的某个大客户非常关心这个案件的结果。他希望这件事能够... 温和地解决。"
"温和地解决，"我重复道，"你的意思是包庇。"
"我的意思是现实，"他走向门口，"你要么接这个案件，并且按照我说的方式处理，要么我就把它分配给沈雨桐。而如果你拒绝，那么我会建议合伙人大会重新评估你的合伙人身份。"
他停在门框处，转身看我一眼。"选择权在你。"
门关上的时候，我能听到它的声音——轻柔而坚定，就像一个判决。
我坐在椅子上，很久没有动。这个案件，这个要求，都勾起了某种深层的记忆。我感觉自己曾经经历过类似的选择：牺牲原则换取生存。但那是什么时候呢？我的记忆里没有具体的画面，只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感。
我打电话给李姨。
"他在要求我违反职业伦理，"我没有任何前奏地说，"如果我拒绝，他会毁掉我的职业生涯。"
"你打算怎么办？" 她问。
"我不知道，"我承认道，"如果我接受这个案件，我就成了一个不诚实的律师。但如果我拒绝，我就失去了我仅剩的一切。"
"不是仅剩的一切，"李姨的声音很温柔，"你还有你自己。"
"一个自己对现在的我有什么用？" 我问她。
她没有回答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来到办公室时，发现我的客户——那个内部举报人——已经改了代理律师。陆瑜城替我做出了选择。他给了她我的工作，然后也拿走了她。
但那不是最糟的。最糟的是，我收到了一份邮件，来自律所的管理部门。他们说，由于我"最近的表现不稳定"，他们决定将我的合伙人权利暂时冻结，转为高级律师身份。我的工资会被相应调整。
我不再是合伙人。
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邮件，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抛弃的木偶。线条一根根被割断，我在自由下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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