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澜试图回家,但我改了锁。他在门外敲了整个下午,我都没有理他。
那晚,我感受到了腹部的疼痛。我意识到自己在怀孕,而现在这个怀孕要结束了。
在医院里,医生告诉我流产的原因是"严重的情绪压力"。
我躺在病床上,看着天花板,很平静地思考着我的人生。
我决定立即启动离婚程序。
这一次,我不是受害者在逃离,而是一个拥有资本和权力的女性在做出理性的商业决定。
我的律师为我准备了一份详细的离婚协议——不仅包括财产分割,还包括对谢澜职业行为不当的处罚性条款。根据这份协议,他需要支付我数千万的赡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。
当我的律师把这份协议发给他时,他几乎崩溃了。
他在医院里哭着求我重新考虑,但我很冷静地告诉他:"这不是感情问题,这是商业决定。你的欺诈行为已经被证实,你需要为此承担后果。"
他没有其他选择,只能签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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