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院里,当医生告诉我我在流产时,我的第一反应是平静。
这不是因为我没有感受到悲伤,而是因为我作为一名法官,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情绪中保持理性。
我躺在病床上,思考着法律能为我做什么。
流产是身体给我的信号——这段婚姻已经对我造成了生理伤害。法律允许我因为这个原因要求更高的赔偿。
当宋折安以医院法律顾问的身份走进我的房间时,我看到了他眼里的真诚关心。
"你需要什么吗?"他问。
"一个律师,"我用平静的语调说,"我需要为我的离婚案件重新起草协议。"
他没有试图劝阻我,反而帮我联系了我的律师。
那一刻,我意识到真正的尊重,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支持一个人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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